2018年10月22日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、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，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的“公益與商業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上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先生發表主題為《義利之辯》的主旨發言。
在發言中，康曉光先生針對當下中國公益與商業關系中的“一種不健康的方向”，即“公益商業化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”，探討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，探求解決方案。
他明確提出，健康的公益與商業融合不是不分主從的，而應該是公益為主，商業為從，也就是“公益應當引領商業”。然而，他也不避諱，在現實之中，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，“時至今日，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”。
全文6192字，閱讀約需10分鐘；經康曉光先生同意發表。
義利之辨
“公益與商業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主旨發言
（2018年10月22日 北京）
康曉光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）
問 題
改革開放時代，市場勢力摧毀了此前的公益模式，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模式。該模式以市場為基礎，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的正當性，承認基于市場的初次分配的正當性，正視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張用溫和的方式緩解不平等，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（公益事業），政府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公益事業，社會通過道德和輿論激勵公益行為。
對于公益而言，政治和經濟，既是積極的力量，又是消極的力量；既可以支持、推動公益，又可以打壓、扭曲公益。市場化，市場的建立與深化，為現代公益開辟了道路，奠定了基礎，提供了資源，做出了不容忽視的、歷史性的貢獻。政府也發揮了積極作用，提供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法律框架。
與此同時，權力和資本又企圖使公益成為自己得心應手的婢女。改革開放以來，在公益發展的初期，公益組織的“對手”只有一個，那就是“政府”。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，第二個“對手”出現了，這就是“資本”。但是，人們對資本缺乏警惕，一是由于不熟悉，二是因為存在一個熟悉的、也是更強大的“對手”。毫不夸張地說，今日中國，資本控制公益的深入和強度絲毫不亞于政府。財大氣粗的資本，憑借資金優勢，通過資助項目，主導公益組織的活動方向和領域；掌握媒體，控制各類論壇，整合研究與出版，獲得了強大的話語權。時至今日，資本已經在中國公益領域穩定地確立了自己的霸權。對于公益而言，資本和權力一樣，既是天使，又是魔鬼。
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關系，尤其是關注一種不健康的傾向——公益商業化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，探究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，尋求解決之道。對于公益來說，這是重大的問題，也是基礎性的問題；是中國的問題，也是世界的問題；是當下的問題，也是未來的問題，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。
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
在中國，公益與商業關系，既受公益與商業的影響，又受政治的影響，因此要探討公益與商業關系，不能局限于公益與商業，必須將其置于政治之中。實際上，政治是塑造公益與商業關系的最重要的力量。所以，為了理解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關系，首先要了解與公益相關的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。
首先建立并得到不斷完善的是政治控制框架——“行政吸納社會”。
在對外開放、市場經濟、權威主義的條件下，一方面，政府不可能徹底根除社會自主力量，另一方面，又不愿意放任這些勢力自由成長。
那么，政府會怎么做呢？在政府看來，社會組織具有“雙重功能”，作為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，具有挑戰政府權威的潛能，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，又能夠為政府拾遺補缺。而政府本身也具有“雙重職能”，作為統治者，尤其是權威主義政體的執政者，要壟斷政治權力，同時要為社會提供“足夠的”公共服務。
這樣一來，兩者之間，既存在沖突的必然性——在爭奪政治權力方面，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—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。政府必然選擇雙重策略，一方面遏制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潛能，一方面利用它的公共服務功能；表現在政策上，就是“分類控制”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根據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潛能分類限制，根據它們所提供服務的性質分類扶持；其結果就是造就一批既能提供服務，又對政府沒有危害的社會組織。由于這些社會組織具有“西方式非政府組織”的某些功能，所以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其西方對應物的“功能替代”。
近十年來，借鑒新公共管理，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，主要表現為在社會服務領域，通過購買服務，更加有效地利用和控制社會組織。
隨著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的發展，基本公共服務成為剛性需求，高級需求亦不斷涌現而且日益多樣化，這對政府的供給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，實際上，遠遠超出了其能力邊界。與此同時，民間力量快速發展，提供公共服務的潛力也大幅提升。對政府來說，民間力量的壯大，一方面，提高了“利用”的價值，另一方面，也增加了“壓制”的成本。在這種情勢下，完善“利用”民間力量的方式，一方面，可以改善公共服務狀況，提高政府的績效合法性；一方面，也提升了功能替代的水平，進而降低了“壓制”的成本。
新公共管理是最近四十年盛行于歐美公共管理領域的“主流范式”。在理論上，新公共管理拓寬了公共行政學的視野，將關注的范圍從“政府內部”拓展到“政府外部”。在實踐中，新公共管理重視激發公營、私營和志愿部門的積極性，使之協同行動起來，共同解決社會問題。為此，新公共管理開發了一系列理念、思路和工具，如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、放權、分權、政府購買、競爭性招標、第三方評估等等。更為重要的是，這些理念、思路和工具，獨立于“政體”類型，能夠與多種政體兼容并包，例如，權威主義政府也可以“無障礙地”將其“為我所用”。
在市場背景下，如何利用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，中國政府毫無經驗，既沒有相應的理論，也沒有成型的政策，更沒有切實可行、運用自如的工具。
來自西方的“新公共管理”為其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通過“選擇性吸收”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和工具，政府將大量的公共服務事務移交給社會組織，將自己從直接提供服務的繁雜事務中解脫出來，使自己專注于“掌舵”；同時，給予社會組織更大的發揮作用的空間，從而更好地利用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，聯系、支持、籠絡、引導各種社會組織，自下而上地整合社會力量，使其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。這樣一來，在完善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，有效地控制快速發展的民間力量，同時又避免了政府權力的削弱，達到了“寓管制于利用之中”的實際效果。
實際上，通過選擇性地吸收新公共管理，政府豐富了控制手段，其掌控能力不但沒有弱化，反而得到了強化。可見，通過將新公共管理“嵌入”行政吸納社會，政府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。
閹割公益
最近十年來，在中國公益領域中，興起了一股跨界與融合的浪潮。做公益不再是專業公益組織的“專利”，個人或幾個朋友合伙發起和組織公益活動蔚然成風，做公益的企業越來越多而且企業做的公益也越來越精彩，媒體主持的公益項目也是轟轟烈烈。公益組織形式也越來越豐富，非正式組織、網絡型組織、基于互聯網的平臺、虛擬組織紛紛涌現。圍繞公益的合作無處不在，公益領域內部的合作蓬勃發展，跨界合作日益深化。
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，公益領域吸納其它領域的要素，其它領域亦吸收公益要素。廣泛而深入的跨界與融合帶來了公益的“彌散化”，公益要素進入各個領域，公益滲透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。原有的各種界限被打破了，出現了一些難以辨識的行動和組織類型，如公益營銷、社會企業、影響力投資等等，公益活動與非公益活動、公益組織與非公益組織的差別不再清晰可辨。
毫無疑問，這股浪潮帶來了公益的拓展與深化，但是混雜其中的“支流”也在牽引公益偏離正道，例如愈演愈烈的“公益商業化”，而被濫用的“社會企業”就是公益商業化的典型。
作為鼓勵社會創新的態度，作為籌集公益資源的新渠道（吸引資金以“投資”的形式進入公益領域，在“捐贈”之外另辟蹊徑），作為引導商業資源向公益靠攏的努力，作為公益行動主體多元化的新發展，社會企業值得充分肯定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正當的社會企業運動，應當是商業向善的潮流，而不是公益向商業靠攏的潮流；是公益引領商業的結果，而不是商業影響公益的結果。然而，在當下中國，社會企業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，也在發揮消極的作用，而且后者更為突出。
這種“消極作用”首先表現為一系列“主張”，例如，只有主要收入來自出售服務和產品的公益組織才有可能是可持續的，依賴捐贈的公益組織必然是不可持續的；公益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構必然導致低效率，只有商業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構才有可能帶來高效率；社會企業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的非營利組織，而且是原有非營利組織的替代者；更有甚者，為了使表述在邏輯上更加完善，甚至質疑道德的功能和人類利他的可能性。
這些消極的“主張”及其“實踐”對公益造成了嚴重的危害：其一，強調“收費”的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將社會組織的活動局限于服務領域，從而大大壓縮了社會組織的功能，而被壓縮掉的那些功能恰恰是社會組織最寶貴的功能，也是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同時也最為稀缺的功能。何為社會組織的功能？答曰：提供社會服務！這個答案沒有錯，但是不完整。社會組織還有更為重要的功能：
（1）社會組織能夠滿足人的結社需求；（2）社會組織是人類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；（3）社會組織是志趣相投的人追求共同目標的工具。正如哈貝馬斯所言，在“政治系統”和“經濟系統”之外，需要給人類“留下”或“開辟”一個“生活世界”，而社會組織就是“生活世界”的最重要的建制之一;（4）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“工具”。沒有這個“工具”的支撐，有效的公共參與根本就無從談起;(5）社會組織是公眾制衡權力和資本的工具。在強大的權力和資本面前，一盤散沙的個人無足輕重，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;（6）社會組織是“社會化”的重要主體，承擔文化傳承與創造的職能;（7）社會組織是社會創新的發動機，肩負著探索未來，開拓人類生活新邊疆的歷史使命。
由此可見，強調“服務”就是閹割社會組織的功能，使社會組織淪為權力和資本的配角。
其二，將企業的所有權形式、決策權分配模式以及激勵機制引入公益領域，強化了金錢的權力，擴大了金錢的支配范圍，壓縮了“生活世界”的空間。
其三，過分抬高社會企業，貶損公益組織，模糊公益與商業的邊界，勢必侵蝕公眾的公益熱情，誤導資源流向，使本來就不足的公益資源流向商業。其四，最嚴重的是，強化利己主義，貶低利他主義，危及公益的根基。
商業對公益的滲透、支配，乃至殖民統治，完全符合政府的利益，也得到了政府的“加持”。例如，新近推出的《慈善法》就將“民辦非企業單位”改為“社會服務機構”。這一不動聲色的改動意味深長。“社會服務機構”與“社會企業”具有天然的親和性——兩者的主要活動領域均局限于“服務”。在中國的社會企業浪潮中，商界的無意為之（專注“服務”，忽略社會組織的其他功能）與政府的有意為之（只要社會組織提供“服務”，限制其他功能的發揮），其實際后果都是“閹割公益”。
可以說，當下中國的社會企業熱潮是另類的官商合謀，是威權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在公益領域的合流，而社會企業正是政商合流閹割公益的“抓手”。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技術手段，借助社會企業這個“抓手”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控得到了商業力量的（無意的）支持，行政吸納社會也因此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了。
主流公益模式批判
何為公益？公益何為？
公益是利他的事業。何謂“他”？“他”不局限于某個具體的個人，“他”是與我相對的一切，我之外的一切。“他”可以是個人、群體、社會，也可以是宇宙中的一切，可以是當下的，也可以是未來的，還可以是已經成為過去的。利他使人超越對自我的關切，自覺自愿地不求回報地為他謀福祉。所以，公益必然是超越性的，超越所有部門，超越過去與當下，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思考并行動。公益必須掙脫既有的束縛，保持人類創造的旺盛的活力，持續地開拓人類世界的新天地。公益的使命就是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公益是追求至善的事業。
在中華思想體系中，“義”與“利”是一對重要的范疇。“義”指“當然”、“應當”。凡表現或發揮人之所以為人者的行為，即應當的；反之即不應當的。“利”指能維持或增進人之生活者，亦即能滿足人之生活需要者。利有“公利”與“私利”之分。凡僅能滿足一人之生活需要，或且損害人群之生活者，謂之私利。凡能滿足大眾之生活需要的，則謂之公利。大體說來，“義”即為“謀公利”，“利”即為“謀私利”。尊重合理的私利，崇尚公利，但是并不反對合情合理的私利，所反對的僅僅是損公肥私的私利，概而言之，“義利兼顧，以義制利”，這就是中華義利觀。
在資本主義時代，就公益與商業關系而言，中華義利觀的基本主張是：利他與利己均是人類的天性；利他必須弘揚，合情合理的利己也必須予以尊重和保護；更為重要的是，要用利他之心馴化被市場釋放和強化的貪婪，用公益馴化唯利是圖的商業，此所謂“義利兼顧，以義制利”。
何為健康的公益與商業的融合？
公益要素滲透商業領域，商業更加富有利他精神。與此同時，公益借鑒一些商業的技術，以提升管理水平和運行績效。
公益與商業的“融合”是不分主從的融合嗎？
不是！不是不分主從的，而是有主有從的——公益為“主”，商業為“從”。公益在“用”的層面吸納商業的要素，吸納的是工具性的東西，吸納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。在“體”的層面，公益沒有絲毫妥協，不是越來越“利己”，而是更加堅定、厚實、有效地“利他”。公益借鑒商業的一些有用的做法，只是意味著公益注重效率，公益更加有效了，并不意味著公益喪失了利他精神，轉而投入利己的泥沼。商業在“體”的層面吸納公益的要素，在自己的“目的”中注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，吸納的是價值性的東西，即所謂“以義制利”。就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而言，以利他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，毫不動搖，是為“主”；以利己為目的的商業是附從，越來越趨向利他，是為“從”。為什么公益應當引領商業，而不是相反？因為公益追求的是公利，商業追求的是私利，而公利高于私利。
然而，在現實之中，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。相對于權力和資本，公益是確定無疑的弱者。在日常運行中，公益主要發揮補臺、拾遺補缺、溜須拍馬的作用，就像一個跑龍套的小跟班。這也許是置身于“市場+權威主義”環境中的公益的必然命運。那么，置身于“市場+憲政民主”環境中的公益就能滿足我們對公益的期待嗎？更進一步地追問，即便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達到了自身的理想狀態就是“可欲的”嗎？市民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，它既是資本主義的批評者，又是資本主義的維護者，主要功能是彌補資本主義的缺陷，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毫無批判能力。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市場賴以運轉的激勵機制，不平等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必然結果，而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又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，想依靠它緩解、克服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，可能嗎？顯然，這樣的公益不能滿足我們對理想公益的期待，不符合理想公益的標準。但是，時至今日，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。
公益之蛙需要從溫水中醒來。公益需要一套新的價值觀、行動方式、組織形式、法律框架、社會支持體系。公益存在于更大的人類世界之中，公益受到它的限制，公益也可以為改變它做出貢獻。所以，新的公益必須與新的世界一道出現。
公益“新紀元”是可能的嗎？
我寧愿相信它是可能的！那么，這種可能性源于何處？
一是人性使然，二是社會發展使然。首先，同情心、惻忍之心、愛人之心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。人能夠愛，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，這也是人類向善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。其次，馬斯洛的理論把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的當前關注點，與個人成長階段和社會發展階段關聯起來，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——隨著個人的成長、社會的發展，個人和社會的利他性需求上升。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告訴我們，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是低級需求不斷滿足的過程，就是需求層次不斷提升的過程，就是利他精神逐步豐盈的過程，就是利他精神越來越有力地約束、征服利己之心的過程。這就是人類發展、社會進步的最核心的內涵與本質。所以，馬斯洛理論預言了，隨著人類社會將持續進步，利他性需求也將持續提升，公益事業將越來越發達。
基于對人性的信心，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信心，一種樂觀精神由此而生。這種樂觀精神將鼓舞人類將公益事業推向巔峰。
